记者 姜鑫
在2026年5月10日于北京举行的《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史》新书研讨会上，北京工商大学养老金融研究院院长刘云龙表示，历史变迁如同人之自由行走，仁义为德（理想），智勇为力（现实），德力是人之两足。
《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史》的核心概念是“智仁勇”。刘云龙将《中庸》的“智仁勇”三达德与《周易》的“易之三义”（不易、简易、变易）创造性结合，构建存在论历史哲学观。他希望该书不仅能成为解读中国古代文化、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百科全书”，更能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探索人文经济学发展、复兴古典学传统、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重要学术滋养与思想借鉴。
这位曾经师从经济学家樊纲、宋涛教授的经济学者，更为金融圈熟知的身份是中国养老金融领域的研究者。他曾参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和香港纽约两地上市工作，也参与了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企业年金基金发展的政策研究和制度设计。
2010年前后，刘云龙在研究中国养老文化的时候，对战国时代孟子提出的养老治国思想感到震惊，进而对两汉和魏晋时期孝治天下、德治天下、礼治天下的国家治理思想进行梳理，深刻感受到文化历史的分量。他也从经济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倡导文化政治经济学。2021年，《文化政治经济学》（40多万字）出版；2026年，更注重历史哲学的《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史》（60多万字）出版。
刘云龙的研究理念是如何将中国几千年思想、文化、政治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与他进行了对话。
经济观察报：你在学术研究上有着怎样的过程或难忘经历？
刘云龙：大多数学者立足高校或科研机构，从现有学术理论出发，用理论指导实践，以学术为人生。与他们的重要区别在于，我立足金融机构，从中国本土的社会实践出发发展学术理论，我以人生为学问。
1971年，我出生在江西赣江之畔，在湖南大山之中长大，传承湖湘文化、湖湘精神的家学气氛浓厚，对我有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有利于我后来通达文化、历史。1988年考入邵阳师专，学习政治学；1990年毕业后，在湖南省唯一的农村重点高中（邵东三中）任教；1992年考入中南财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经济学；1995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学习经济学。
独特的家学背景和多元的学术背景代表我的历史性，立足中国人寿代表我的现实性，我的创造性由我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奠基，他们助力我融通文化、政治、经济，助力我发展出融合文化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助力我立足知识论，通达文化论，发展存在论。
进入邵阳师专我就立志考研，当时经济学专业考研需要考高等数学，我是文科生出身，数学基础不好，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选择知难而进，自学《高等数学讲义》。接受高等数学的训练，对我后来读研、读博非常重要。今天来看，我的哲学思辨能力培养，起点就在于高等数学。
1995年，我进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经济学家樊纲教授。樊老师给我和张晓晶（现任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每人准备了一个箱子装书，每次往返老师家，都是满满一箱子英文著作。当时我对现代经济学的感觉不如张晓晶好，每次还书的时候，我特别害怕樊老师问细节，常常没有吃饱饭就赶紧放下筷子。我的特殊机遇在于，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校外博士生导师，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宋涛教授。宋老师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从宋老师的身体力行当中，我读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精神”“真味道”。
1998年博士生毕业之后，我进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工作。边工作边学习，在“干中学”。从1998年到2003年，我完成两次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
经济观察报：你是如何从经济学研究转向历史、哲学研究的？
刘云龙：进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我先在政策研究部工作，很快到团体保险业务部工作，同时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我的第一位博士后合作导师是知名财政学家吴俊培教授，此间，我对美国私人养老金计划进行了系统研究。2002年，学术论文《中国企业年金发展与税惠政策支持》发表，这是国内从财税政策角度研究中国企业年金发展的第一篇学术论文。2004年，《企业年金：模式探索与国际比较》一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养老金融学视角研究养老金制度的学术著作。
2002年前后，我申请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时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后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扬教授。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题目是《养老基金发展与金融结构变迁》，这篇博士后出站报告标志着我的“养老金融学”理论成型。
2010年前后，我在研究中国养老文化的时候，对战国时代孟子提出的养老治国思想感到震惊，深刻感受到文化历史的分量。同时，我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展开了三个方面的深度观察：一是企业经营和公共决策多问欧美经验，少问文化历史，难见差异性，难见创造性。二是政治经济领域广见制度移植，少见制度生成，利欲成风，无孔不入，制度安排有名无实。三是经济学研究远离真实世界，对人口结构、养老金结构、金融结构、经济结构等重大社会问题关注不够，少有高瞻远瞩，少有真知灼见。于是，我就由经济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倡导文化政治经济学。
经济观察报：从《文化政治经济学》到《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史》，这两本书的核心逻辑变化是怎样的？
刘云龙：《文化政治经济学》偏重经济哲学，《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史》偏重历史哲学、文化哲学。
《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思想特点在于：从结构观到整体观，立足结构，通达整体；从空间观到时间观，立足空间，通达时间；从知识论到存在论，立足理性，通达德性。我将文化、政治、经济三者复杂的互动关系简化为：文化塑造政治，节制权力；政治主导经济，节制资本；经济发展文化，节制文化。
写作《文化政治经济学》，体现我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我看来，权力+资本+文化膨胀=战争，智勇夺仁+伤仁+害仁=战争。
《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史》以存在论哲学观为基础，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变迁展开通史研究，凸显文化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经济学思想的四种变迁，凸显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代表中节之道、中和之道，可以实现万世太平。我认为，历史变迁的主体在人，在于文化精神，“智仁勇”精神可以通达历史—现实—未来，可以通达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生成在于“一致同意”的制度德性，“制度者”有“通天下之心”“公天下之心”。
我以存在论历史哲学观，将中国古代历史变迁区分为7个文化政治经济周期。相对而言，宋不如汉，汉不如唐，这是因为两汉重智勇，两宋重仁德，盛唐“智仁勇”精神充沛。在我看来，族群是名，文化是名，学派是名，文化精神是实。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在于文化精神的伟大复兴，“智仁勇”充沛，智勇兴仁；其次，在于文化政治经济学思想的伟大复兴，文化有力，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再次，在于存在论哲学思想的伟大复兴，以诚致仁，诚体仁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由管理秩序迈向自由秩序。本书的现实政策指向在于构建理想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范式：文化有力，政府有为，市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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